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拓跋思谦到底比拓跋思恩的“文化水平”略高一点,当下点头道:“这个自然。”
李行云便点了点头,用淡然如在自家品茗一般的语气道:“不错,国之存亡,人之死生,皆由于兵,故须审察之。地犹所也,亦谓陈师、振旅,战阵之地。得其利则生,失其利则死,故曰生之地。道者,权机立胜之道。得之则存,失之则亡,故曰不可不察也。”
拓跋思谦的水平也就是比拓跋思恩这等文盲略高一点,这番话前头还听得懂,到了后面,纯属一头雾水,但听这位李书记说得这般之乎者也头头是道,想来多半都是圣人说的话吧,自己不能不装作知晓。只好干咳一声,继续点头:“不错,不错,正是如此。”
哪知那李行云一听,忽然沉下脸来,斥道:“然则诸侯之征伐,亦当上奏天子,奉敕书而行,何况一地节帅?今河东并帅大王身为天子族亲,国姓宗室,出镇北京(李唐北京乃指太原),身份何等贵重?地位何等崇高!你家节帅擅出大兵,东行至此,已然是蔑视朝廷尊严,不察并帅神威,如盲人瞎马,已临深渊之前,再不思幡然悔悟,将来并帅请旨,十万大军横扫河套就在眼前!尔等何不自悟!”
场中诸人都被骂得一愣,过了几个呼吸,拓跋思恩才反应过来,怒道:“你家节帅当初攻伐赫连铎之时,难道是请诏奉旨而行的?怎的单说我家!”
李行云冷然一笑:“某家节帅大王讨伐赫连铎,出兵之际已然上书朝廷,阐述出兵之由。只是当时朝有奸佞,蒙蔽圣听,这才使得陛下下旨讨伐。然则某家节帅大王擒孙揆,败张浚,各路诸军无不望风溃散……最后终于使圣人知悉其忠贞,看穿奸佞之虚伪,贬斥张浚、孔纬等辈,恢复大王名誉官职。这一切,与你家节帅有何相似?哦,某倒是差点忘了,那望风而逃之军,似乎也有定难军一份吧?”
这一次,不仅拓跋思恩,就算拓跋思谦也怒了,沉声道:“前次天子相诏,某家节帅不得不往,然则某等并不欲与并帅为敌,这才未经交战,便即撤走,难道贵使便以为是某家定难军怕了你河东军不成?”
这句话说得拓跋思恩很是振奋,当下喝道:“正是如此!某家雄踞河套,括地千里,精骑十万,怕得谁来!”
李行云哂然一笑:“当初先蒲帅王重荣与田令孜爆发盐池之战,沙苑一役,某家并帅精骑来援,你家节帅却是奉了田令孜之命而去的,结果一战之下,如何?几乎是仅以身免!难不成区区几年过去,拓跋家便将这等大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不成?”
所谓河中盐池之战,实在是晚唐十分重要的一战。光启以后,大唐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。就关中而言,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谁拥有河中,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,在战争中占据主动。
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、盘结根踞的资本,唐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,打败黄巢。自此后的历史也证明,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,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。
僖宗中和三年,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,任为河东节度使,从此河中、河东两镇唇齿相依,关系更加密切。光启元年,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,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、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。【注:1】
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,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。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、李昌符二镇,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。此役以王重荣、李克用胜为告终。李克用进逼京城,令孜奉僖宗至凤翔;但河中军竟被赐封“护国”,而朝廷为悦王、李意,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。不久,令孜劫僖宗至宝鸡,而朱玫、李昌符反与王重荣、李克用联合,追逼僖宗,立襄王煴。时李克用已返太原,但如前所述,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。【注:2】
李晔即位后会接受宰相张濬、孔纬建议,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,也未尝没有这层关系。
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,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。有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,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。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,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。克用谓其“好虚谈而无实用”,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,不得而知。但无论如何,他是因此矛盾而欲“乘全忠之功”,以“断两雄之势”的。故在他的坚持下,“大顺元年五月,诏削夺克用官爵、属籍,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,京兆尹孙揆副之,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,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,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,赫连铎副之”,以讨李克用。
但此战结果已经不必再说,虽有张濬亲领大军挂帅,并“会宣武、镇国、静难、凤翔、保大、定难诸军於晋州”,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,唐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,贬张、孔等。
撇开朝廷和朱温等不谈,只说定难军的话,之所以河东大战讨伐李克用的时候,他们出兵很积极,但进兵很不积极,也就是因为拓跋氏与李克用早已结仇,而偏偏又深深忌讳李克用兵精将强,难以为敌,才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。
现在李行云把河中盐池之争而导致的沙苑之战摆出来,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同时涨红了脸,拓跋思谦沉声问道:“贵使今日前来,便是来说教与嘲笑某等来了?倒是不烦尊口,某等来日进兵,与尔等一决死战便是!”
李行云拱手道:“某言止于此,至于听与不听,皆在二位。告辞……且慢,某家军使言,两家俱为国姓宗室,见面不可失了礼数,因此命某携佳丽二人,赠与李思谦将军,又有上好横刀一口,赠与李思恩将军。二位将军,告辞。”
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各自一怔,刚才还说得凶巴巴的,只差就要当场动手抓人,怎的他走的时候居然又代表李存曜送上礼物来了?
旁边一人忽然道:“嘿,神木寨果然可以攻取了。”
拓跋思恩奇道:“为何此时这般一说?”
那人道:“那李存曜既然送来佳人神兵,必然是不愿与我定难军交锋,然则这位李行云掌书记偏偏说了那许多狠话,为何?无非是李存曜所作所为,连他麾下之人都看不过去了,都在找机会为他弥补,诸位说说,这样的神木寨,还不能攻取吗?”
众人立时恍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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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1】:据《通鉴》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“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”下《考异》引《太祖纪年录》言“朱玫、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,指陈利害,规画方略,不佑太祖(李克用),党庇逆温(朱温),太祖拗怒滋甚”,及“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”,请求移重荣定州,任王处存为蒲帅,致王重荣、李克用联合事。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、李昌符条下复引《太祖纪年录》称:十一月,重荣遣使乞师,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,太祖欲先讨朱温,重荣请先灭二镇。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,请自渭北讨之。
【注2】:故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二《王重荣传》称“及朱玫立襄王称制,重荣不受命,与李克用会师河西,以图兴复。明年,王行瑜杀朱玫,僖宗反正,重荣之忠力居多。”
“重荣之忠力居多”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。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,及助朝廷反正,其意实在朱温。《通鉴》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“方发兵济河,除逆党,迎车驾,愿诏诸道与臣协力”,然表“犹以朱全忠为言,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:‘俟三辅事宁,别有进止。’”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,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。近阅梁太济先生文《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》,将中和三年(883)七月至文德元年(888)九月,和文德元年(888)九月至乾宁四年(897)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。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,而种下了朱李矛盾;第二阶段则朱、李多次有小的交锋,互有胜负。但朱、李之较量,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,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、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,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。
光启三年六月,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。《旧唐书》卷十九下《僖宗记》仅言行儒“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”,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五七则称“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,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。重盈至河中,执行儒杀之。”然据《旧五代史》卷二五《武皇纪上》记“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”,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,乃有李克用的支持。乾宁二年重盈死,据《通鉴》卷二六○载,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。王珂为重盈子,与重荣亲子珙、瑶争为蒲帅。珙、瑶上章论列,并与朱温相结,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二《王珂传》记其事曰
珂上章:“亡父有兴复之功。”遣使求援於太原,太原保荐於朝。珙厚结王行瑜、李茂贞、韩建为援,三镇互相表荐。昭宗诏谕之曰:“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,已俞其奏矣。”故明年五月,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,贼害时政,请以河中授珙,珙、瑶连兵攻河中,李克用怒,出师讨三镇,瑶、珙兵退,克用拔绛州,斩瑶,乃师於渭北。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,授以旄钺,仍充供军粮料使。既诛王行瑜,克用以女妻之。珂亲至太原,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,珙每战频败。此后,李克用一直支持王珂,以固河中,直到朱温在争霸中逐渐占得上风,夺取河中为止。
第093章守城之术
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,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。他只身赴敌营,连哄带打一番,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,远处一处山坡背面,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,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,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:“您老倒是快点走啊,背后那是狼窝,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,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,救还是不救?”
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,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,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。
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,一名将官摆了摆手,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。
“去回禀将军,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,毫无逃走之状,身份当无异常。”那将官沉声说道。
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,匆匆去了。
李曜走得远了,过了山坡,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,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,这才有些紧张地道:“军使,某虽浅陋,亦曾闻‘千金之子,坐不垂堂’之说,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,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。”
李曜刚换过马,听了这话,笑道:“大王每临战事,常率轻骑,驰骋纵横于军前,某为大王之子,更不能稍有示怯。再者说,此番出使,某是有把握的,并非胡乱为之,国宝不必担心,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,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,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,取得一次大胜,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,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。”
史建瑭听了,不好多劝,顺着李曜的话头道:“守城的准备方面,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,军使可以放心。”
李曜拉过马缰,点头道:“那就好,只要守城战打好了,接下来的胜利,就近在眼前了。”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,一边仔细思索,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,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。
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,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,都是为这次预定的“坚守反击战”做准备。因为在他看来,从某种意义上讲,古代的战争史,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。
几千年来,“攻城拔寨”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。随着战事迭起,攻防相生,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。在春秋战国时代,诸侯纷争,群雄并起,战争极其频繁,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,仅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。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,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,其中2/3以上和攻城有关。根据《孙子·谋攻》中“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,此攻之灾也”的说法推断,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,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、极可怕的伤亡率。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,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。因此,有兵圣之称的孙子,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“下下策”,并告诫道:“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”
对此,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,并利用自己掌握的“完美守城攻略”,四处推行自己的“非攻”理念。在他的著作《墨子》中第十四、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、战术、要点,共二十篇。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,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。
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,历代中原统治者,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“非攻”军事防御手段,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。于是,专守待敌、后发制人的“筑城防御”军事思想大行其道,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。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,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,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“钢铁长城”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,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,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、多么深远。
当然,这种“被动防御”的军事思想形成,除却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”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,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。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,自然离不开长江、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,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,自然不会,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。而平原之上,无险可守,要守卫自己的领土,保护自己的家园,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,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。
同时,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、防强盗、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。“四塞以为固”的中国,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,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,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,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。
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,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,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,那就是自信。这种自信,是建立在人口盛昌、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。换句话说,筑城的底气在于“建”得起、“防”得好、“守”得住。正如我们喜欢用“固若金汤”来形容防守,或者爱唱“万里长城永不倒”一样,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。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,都是高技术、高投入的产物,不是谁都能修得起,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。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,除却厚厚的城墙外,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,自然拥有更多“后发制人”的技术法宝。
中国早期的城池,绝大多数是土筑,到了明代以后,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。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。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,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。所谓版筑,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(版)相夹,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,板外用木柱支撑住,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,用杵筑(捣)紧,筑毕拆去木板木柱,即成一堵墙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,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,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,以绳索固定取直,中间填土夯实,《诗经》中的“其绳... -->>
拓跋思谦到底比拓跋思恩的“文化水平”略高一点,当下点头道:“这个自然。”
李行云便点了点头,用淡然如在自家品茗一般的语气道:“不错,国之存亡,人之死生,皆由于兵,故须审察之。地犹所也,亦谓陈师、振旅,战阵之地。得其利则生,失其利则死,故曰生之地。道者,权机立胜之道。得之则存,失之则亡,故曰不可不察也。”
拓跋思谦的水平也就是比拓跋思恩这等文盲略高一点,这番话前头还听得懂,到了后面,纯属一头雾水,但听这位李书记说得这般之乎者也头头是道,想来多半都是圣人说的话吧,自己不能不装作知晓。只好干咳一声,继续点头:“不错,不错,正是如此。”
哪知那李行云一听,忽然沉下脸来,斥道:“然则诸侯之征伐,亦当上奏天子,奉敕书而行,何况一地节帅?今河东并帅大王身为天子族亲,国姓宗室,出镇北京(李唐北京乃指太原),身份何等贵重?地位何等崇高!你家节帅擅出大兵,东行至此,已然是蔑视朝廷尊严,不察并帅神威,如盲人瞎马,已临深渊之前,再不思幡然悔悟,将来并帅请旨,十万大军横扫河套就在眼前!尔等何不自悟!”
场中诸人都被骂得一愣,过了几个呼吸,拓跋思恩才反应过来,怒道:“你家节帅当初攻伐赫连铎之时,难道是请诏奉旨而行的?怎的单说我家!”
李行云冷然一笑:“某家节帅大王讨伐赫连铎,出兵之际已然上书朝廷,阐述出兵之由。只是当时朝有奸佞,蒙蔽圣听,这才使得陛下下旨讨伐。然则某家节帅大王擒孙揆,败张浚,各路诸军无不望风溃散……最后终于使圣人知悉其忠贞,看穿奸佞之虚伪,贬斥张浚、孔纬等辈,恢复大王名誉官职。这一切,与你家节帅有何相似?哦,某倒是差点忘了,那望风而逃之军,似乎也有定难军一份吧?”
这一次,不仅拓跋思恩,就算拓跋思谦也怒了,沉声道:“前次天子相诏,某家节帅不得不往,然则某等并不欲与并帅为敌,这才未经交战,便即撤走,难道贵使便以为是某家定难军怕了你河东军不成?”
这句话说得拓跋思恩很是振奋,当下喝道:“正是如此!某家雄踞河套,括地千里,精骑十万,怕得谁来!”
李行云哂然一笑:“当初先蒲帅王重荣与田令孜爆发盐池之战,沙苑一役,某家并帅精骑来援,你家节帅却是奉了田令孜之命而去的,结果一战之下,如何?几乎是仅以身免!难不成区区几年过去,拓跋家便将这等大事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不成?”
所谓河中盐池之战,实在是晚唐十分重要的一战。光启以后,大唐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。就关中而言,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,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那就是谁拥有河中,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,在战争中占据主动。
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、盘结根踞的资本,唐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,打败黄巢。自此后的历史也证明,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,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。
僖宗中和三年,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,任为河东节度使,从此河中、河东两镇唇齿相依,关系更加密切。光启元年,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,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、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。【注:1】
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,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。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、李昌符二镇,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。此役以王重荣、李克用胜为告终。李克用进逼京城,令孜奉僖宗至凤翔;但河中军竟被赐封“护国”,而朝廷为悦王、李意,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。不久,令孜劫僖宗至宝鸡,而朱玫、李昌符反与王重荣、李克用联合,追逼僖宗,立襄王煴。时李克用已返太原,但如前所述,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。【注:2】
李晔即位后会接受宰相张濬、孔纬建议,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,也未尝没有这层关系。
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,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。有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,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。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,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。克用谓其“好虚谈而无实用”,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,不得而知。但无论如何,他是因此矛盾而欲“乘全忠之功”,以“断两雄之势”的。故在他的坚持下,“大顺元年五月,诏削夺克用官爵、属籍,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,京兆尹孙揆副之,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,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,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,赫连铎副之”,以讨李克用。
但此战结果已经不必再说,虽有张濬亲领大军挂帅,并“会宣武、镇国、静难、凤翔、保大、定难诸军於晋州”,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,唐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,贬张、孔等。
撇开朝廷和朱温等不谈,只说定难军的话,之所以河东大战讨伐李克用的时候,他们出兵很积极,但进兵很不积极,也就是因为拓跋氏与李克用早已结仇,而偏偏又深深忌讳李克用兵精将强,难以为敌,才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。
现在李行云把河中盐池之争而导致的沙苑之战摆出来,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同时涨红了脸,拓跋思谦沉声问道:“贵使今日前来,便是来说教与嘲笑某等来了?倒是不烦尊口,某等来日进兵,与尔等一决死战便是!”
李行云拱手道:“某言止于此,至于听与不听,皆在二位。告辞……且慢,某家军使言,两家俱为国姓宗室,见面不可失了礼数,因此命某携佳丽二人,赠与李思谦将军,又有上好横刀一口,赠与李思恩将军。二位将军,告辞。”
拓跋思谦与拓跋思恩各自一怔,刚才还说得凶巴巴的,只差就要当场动手抓人,怎的他走的时候居然又代表李存曜送上礼物来了?
旁边一人忽然道:“嘿,神木寨果然可以攻取了。”
拓跋思恩奇道:“为何此时这般一说?”
那人道:“那李存曜既然送来佳人神兵,必然是不愿与我定难军交锋,然则这位李行云掌书记偏偏说了那许多狠话,为何?无非是李存曜所作所为,连他麾下之人都看不过去了,都在找机会为他弥补,诸位说说,这样的神木寨,还不能攻取吗?”
众人立时恍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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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1】:据《通鉴》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“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”下《考异》引《太祖纪年录》言“朱玫、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,指陈利害,规画方略,不佑太祖(李克用),党庇逆温(朱温),太祖拗怒滋甚”,及“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”,请求移重荣定州,任王处存为蒲帅,致王重荣、李克用联合事。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、李昌符条下复引《太祖纪年录》称:十一月,重荣遣使乞师,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,太祖欲先讨朱温,重荣请先灭二镇。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,请自渭北讨之。
【注2】:故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二《王重荣传》称“及朱玫立襄王称制,重荣不受命,与李克用会师河西,以图兴复。明年,王行瑜杀朱玫,僖宗反正,重荣之忠力居多。”
“重荣之忠力居多”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。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,及助朝廷反正,其意实在朱温。《通鉴》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“方发兵济河,除逆党,迎车驾,愿诏诸道与臣协力”,然表“犹以朱全忠为言,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:‘俟三辅事宁,别有进止。’”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,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。近阅梁太济先生文《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》,将中和三年(883)七月至文德元年(888)九月,和文德元年(888)九月至乾宁四年(897)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。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,而种下了朱李矛盾;第二阶段则朱、李多次有小的交锋,互有胜负。但朱、李之较量,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,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、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,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。
光启三年六月,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。《旧唐书》卷十九下《僖宗记》仅言行儒“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”,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五七则称“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,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。重盈至河中,执行儒杀之。”然据《旧五代史》卷二五《武皇纪上》记“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”,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,乃有李克用的支持。乾宁二年重盈死,据《通鉴》卷二六○载,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。王珂为重盈子,与重荣亲子珙、瑶争为蒲帅。珙、瑶上章论列,并与朱温相结,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二《王珂传》记其事曰
珂上章:“亡父有兴复之功。”遣使求援於太原,太原保荐於朝。珙厚结王行瑜、李茂贞、韩建为援,三镇互相表荐。昭宗诏谕之曰:“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,已俞其奏矣。”故明年五月,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,贼害时政,请以河中授珙,珙、瑶连兵攻河中,李克用怒,出师讨三镇,瑶、珙兵退,克用拔绛州,斩瑶,乃师於渭北。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,授以旄钺,仍充供军粮料使。既诛王行瑜,克用以女妻之。珂亲至太原,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,珙每战频败。此后,李克用一直支持王珂,以固河中,直到朱温在争霸中逐渐占得上风,夺取河中为止。
第093章守城之术
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,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。他只身赴敌营,连哄带打一番,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,远处一处山坡背面,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,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,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:“您老倒是快点走啊,背后那是狼窝,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,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,救还是不救?”
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,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,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。
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,一名将官摆了摆手,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。
“去回禀将军,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,毫无逃走之状,身份当无异常。”那将官沉声说道。
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,匆匆去了。
李曜走得远了,过了山坡,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,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,这才有些紧张地道:“军使,某虽浅陋,亦曾闻‘千金之子,坐不垂堂’之说,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,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。”
李曜刚换过马,听了这话,笑道:“大王每临战事,常率轻骑,驰骋纵横于军前,某为大王之子,更不能稍有示怯。再者说,此番出使,某是有把握的,并非胡乱为之,国宝不必担心,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,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,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,取得一次大胜,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,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。”
史建瑭听了,不好多劝,顺着李曜的话头道:“守城的准备方面,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,军使可以放心。”
李曜拉过马缰,点头道:“那就好,只要守城战打好了,接下来的胜利,就近在眼前了。”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,一边仔细思索,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,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。
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,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,都是为这次预定的“坚守反击战”做准备。因为在他看来,从某种意义上讲,古代的战争史,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。
几千年来,“攻城拔寨”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。随着战事迭起,攻防相生,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。在春秋战国时代,诸侯纷争,群雄并起,战争极其频繁,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,仅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。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,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,其中2/3以上和攻城有关。根据《孙子·谋攻》中“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,此攻之灾也”的说法推断,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,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、极可怕的伤亡率。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,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。因此,有兵圣之称的孙子,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“下下策”,并告诫道:“故上兵伐谋,其次伐交,其次伐兵,其下攻城。”
对此,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,并利用自己掌握的“完美守城攻略”,四处推行自己的“非攻”理念。在他的著作《墨子》中第十四、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、战术、要点,共二十篇。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,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。
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,历代中原统治者,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“非攻”军事防御手段,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。于是,专守待敌、后发制人的“筑城防御”军事思想大行其道,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。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,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,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“钢铁长城”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,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,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、多么深远。
当然,这种“被动防御”的军事思想形成,除却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”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,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。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,自然离不开长江、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,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,自然不会,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。而平原之上,无险可守,要守卫自己的领土,保护自己的家园,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,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。
同时,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、防强盗、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。“四塞以为固”的中国,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,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,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,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。
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,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,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,那就是自信。这种自信,是建立在人口盛昌、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。换句话说,筑城的底气在于“建”得起、“防”得好、“守”得住。正如我们喜欢用“固若金汤”来形容防守,或者爱唱“万里长城永不倒”一样,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。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,都是高技术、高投入的产物,不是谁都能修得起,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。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,除却厚厚的城墙外,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,自然拥有更多“后发制人”的技术法宝。
中国早期的城池,绝大多数是土筑,到了明代以后,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。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,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。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,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。所谓版筑,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(版)相夹,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,板外用木柱支撑住,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,用杵筑(捣)紧,筑毕拆去木板木柱,即成一堵墙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,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,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,以绳索固定取直,中间填土夯实,《诗经》中的“其绳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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